11月21日下午，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先生做客华本企业家俱乐部，以外交官的视角深度解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以及对新型中美关系做出展望，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次会议中，霍马茨先生还分享了美国投资机遇，干货满满！这是最接近真相的声音！

以下为本次分享会的部分观点翻译实录：

华本企业家俱乐部：特朗普上台后，发起了全球贸易战，并且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请霍马茨先生展望一下新型的美中关系。

霍马茨：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美两国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我本人也一直在为两国的友好关系做促进工作。

目前中美关系确实是到了非常关键的时点，但事实上，并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关系才急转直下。有关知识产权、贸易等问题，美国早已积累了多年的不满，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已经就知识产权、贸易等方面的问题，酝酿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只是特朗普上台后，把这些积怨和存留的问题给点燃了，并且用了夸张的方式（比如加关税）把矛盾激化了。现在的中美关系问题，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它有深远的因素在里面，需要时间去慢慢缓和解决。

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不同就是，中美关系不再像七十年代到2000年代之间那样友好的贸易往来了，中国近些年发展速度很快，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甚至开始叫板美国，这让美国人感到极其不适应，不习惯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对美国人来说，这是形成的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技术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军事力量的上升，技术会广泛应用到安全领域。美国政府最感到担心的是中国军队开始强大，会给世界的安全和军事版图带来不同的局面。

我认为面对这种新局势，美国人不应该用冷战的思维和眼光来对待新的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两个国家要学会相互共赢，共同发展。不论是经济、金融、还是技术上，美国要学会接受中国的强大，共同发展 ，而不要想着把一方压倒。

那么中美双方应当如何建立互信的关系？大概有四大领域，可以帮助两国和平共促、共同发展。

第一个领域是关于知识产权。这一块是美国对中国看法很不好的重要领域。当然我也看到了现在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创新方面也花了很多的心思。我希望能在这一领域看到融合的前景。

第二个领域关于WTO。WTO现在越来越差劲，美国很不满意。但中国却越来越活跃，WTO也越来越朝着中国的方向在改变，如果WTO不改变，特朗普很有可能让美国退出。退出之后就会对两国有很大的影响，这背后也意味着将有很多事情会发生。

 

第三个领域是世界金融体系。中美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两国曾非常紧密的合作，一起努力度过了危机。未来，两国如果也能像金融危机时期那般紧密地合作，将会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良性发展。

 

第四个是投资领域。目前中美之间的投资在下降，这对两国的损伤都是比较大的。在投资领域上，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如果能加强合作，双方都能在技术、资金等方面产出不错的效益。但当前两国却都在朝着一个负面方向发展。

（针对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霍马茨表示，美国最近刚刚通过了一个“外资投资房地产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设立会专门审核外国资本的投资领域，如果投资的项目距离军事设施较近，则不会通过审批，但城市里的住宅和商业写字楼之类的，则不在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批范围之内。）

企业家提问

盛世神州基金董事长张民耕：两国代表团马上要去智利谈判了，习和特要见面了，您对谈判的结果预期乐观还是不乐观？

霍马茨：很难判断。我认为有两个可能性：1、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压根不想跟中国有任何的缓和，最核心的思考是对中国采取新的手段，回到冷战阶段，坚决扼制中国的发展和成长，这是一种思维，是他智囊团一些成员给的建议。2、美国现在不可能和中国一下子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但有可能在刚才说到的四个领域里取得一些妥协，让中国做一些让步，之后中美两国再进入到另外一个轨道、程序里，慢慢缓和这种紧张局势，逐步解决中美问题。

利世控股董事长李中子：您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

霍马茨：我不知道结果，但我跟特朗普身边六七个最核心的智囊都聊过，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少人倾向于第二种，希望跟中国达成某种交易，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不过现在很难说谁的意见能说服川普，因为川普的决策习惯和行为是一种交易思维，在当时的时点上，什么是最有利于美国的，他就会决定怎么做，当时的状态会决定他的思考决策，所以真的很难猜测某个时间点上，他的脑子会是怎么想的。

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TOD设计研究院院长杨兆林：中国现在正在经历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大概十万亿投资量的轨道交通建设，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持续进行这么大的建设，这将会带来两个变化：一是经济和技术层面的拉动；二是交通发展带来城市更新，是城市更新重要的历史机遇和抓手。另外，我了解到的一个背景是：美国民众和川普本人，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颇有微词，在这个投资建设领域，我们中美双方有合作的互动和可能吗？

 

霍马茨：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在美国做基础设施，意义非常大。去美国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非常慢，都是五十年代的水平，很落后，所以机会是绝对存在的。在美国，大家对基础设施的更新有很多讨论，都认识到肯定要改进。过去美国也跟一些国外的公司有很多谈判，比如和日本聊高速铁路，但这个项目说了都有十五年了，到现在也没结果。其实美国的高铁，车厢也是国外的公司在做。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美国的整体印象出了问题，技术、经济没问题、财务上也没问题，但现在只要一说中国人要到美国来，又要占领高铁了，就会在政治上遇到抵触。

 

我建议找美国的合伙人。美国很少有公司能做高铁，不建议中国人一开始做大股东，可以先以小股东身份。中国企业不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很强的竞争力，所以参与车厢、铁轨铺设等项目都是很有机会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经常很难达成一致，但在高铁这个问题上，两党意见是一致的。我建议通过找个美国合伙人的途径，至少值得试一试。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薛向东：我想问个宏观问题和一个微观问题，宏观问题：中美贸易战的根源是什么？是川普和他的团队认为应该把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模式给扼杀了？还是美国认为中美贸易让中国赚了很多钱，美国吃了亏？第二个微观问题：我们东华软件想投资或收购美国的软件企业，大大小小的都考虑，目前这种形势下有没有可能去收购或者投资？

霍马茨：现在很难说是政治上的问题还是经济上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好解决，川普的智囊团队也是分裂的，的确有两三个核心成员想要让中国的经济给缓下来，尤其是科技方面，因为就像之前说的，科技的强大会带来军事、安全的后果。川普身边有个高级顾问认为“把中国的经济拉下来了，重创股市，美国是能做的到的”。但是另外也有两个智囊团成员，是我的好朋友，亲口跟我说，他们认为要让中国回到一种尊重知识产权、贸易平衡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让中美进入一个新的轨道，使得中美贸易不会这么尖锐。

克强总理说过，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新的基石。我认为这个观点特别好，我建议中国政府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动作和承诺，让美国政府觉得中国政府是遵守游戏规则的，这样也许就能让中美双方慢慢走向一种缓和而非对立的局面。

对于投资美国软件企业问题，我很遗憾的说，目前是很难的，任何可能带来安全隐患问题，尤其是如AI、人工智能、军事科技等方面，外国人很难做并购，尤其是中国的企业机构。当然，不敏感的领域还是可以的。

华本企业家俱乐部：最后一个问题，美联储的几次加息，对房地产是否有影响？您对华本的企业家走出去，有什么样的建议？

霍马茨：美国住宅市场在降温，很多数据都显示在走下降通道。商业地产也开始不景气，纽约麦迪逊大街，很多商店关门了，这其中有互联网经济的冲击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下降的趋势，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看不到反弹。比如纽约、加州一些地方收房地产税，但又不能作为个人所得税来冲抵，这样就加重了这些地区的税收情况，所以整体的商业地产进入了不景气的阶段。一些收税少的州， 下降通道的冲击会少一些，日子好过一些，比如佛罗里达等城市。靠房地产税活着的这些州，日子就会难过一些。

华本企业家俱乐部：从您的角度来看，是否感受到一次新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

霍马茨：不管是世界经济还是美国经济，从现在开始到明年，都会比较艰难。但我不认为会产生经济危机。因为税收减免的措施也用完了，到明年成本会越来越高，对企业的挑战更大。从现在到明年，由于经济放缓，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增长也会放缓。明年的经济如果在2%—2.5%之间，一些好的机会就会展现出来，应该会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

罗伯特·霍马茨的简历

(Mr. Robert  Hormats)

霍马茨先生现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创办的基辛格智库事务所的副主席，曾担任美国政府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曾协助奥巴马政府和希拉里国务卿主管经济和能源及环境事务，曾是全球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副董事长，曾是美国政府的贸易副代表和大使，曾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曾是基辛格国务卿的高级经济顾问，曾与基辛格国务卿一起参与美国与中国恢复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的谈判和沟通，霍马茨一直非常积极努力致力于不断促进中美关系长期友好的持续合作和发展，并且为中美关系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霍马茨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讲师，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学者，曾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委员会成员，曾是美国智库兰德中心亚太区政策顾问委员会的主席。霍马茨是美国未来能源协会的会员，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会的会员，是纽约经济俱乐部的会员，是洛克菲勒中心俱乐部的会员，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他不下100次来到中国，曾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多次接见和高度称赞。

霍马茨是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学》杂志的董事会顾问成员。霍马茨是《环球经济》、《全球化年代和金融市场》、《自由价格》三本书的作者。霍马茨从美国托福特茨大学获得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学士学位，从富莱弛特法律和外交学院获得国际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